郑炳林教授及其团队致力于敦煌通史的研究，历时17年，共计330余万字、七卷本的《敦煌通史》于2023年问世。该书填补了多代敦煌历史研究的空白，并获得了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郑炳林教授本人也因其杰出贡献，于2026年7月1日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郑炳林教授，1956年7月出生于陕西黄陵，是兰州大学萃英学者一级教授、敦煌学研究所所长，也是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他专注于敦煌学和西北史地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330余篇，主持完成30余项科研项目。

在兰州大学衡山堂，郑炳林教授正为研究生讲授敦煌历史，以简牍释文为例，探讨不同马种在丝绸之路上的流通及其反映的畜牧业状况。他带领学生们深入研究从西汉至今的敦煌历史，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及民俗等各个层面。

领军人物，铸就鸿篇巨著

敦煌的玉门关和阳关，曾引发诸多关于其设置必要性的疑问。郑炳林教授在其著作《敦煌通史·两汉卷》中，专门撰写篇幅考证了这两处关隘的设置时间和功能，阐明了敦煌自设郡以来便是多元文明交汇的重要交通枢纽。为了系统梳理敦煌的历史脉络，编撰一部完整的《敦煌通史》成为必然。

200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林甘泉的提议下，郑炳林教授肩负起编撰《敦煌通史》的重任。此前，他在敦煌学研究领域已深耕二十余载，但研究多集中于晚唐五代宋初。他决心整合研究力量，提升中国学者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话语权。

《敦煌通史》的编撰是一项庞大的文化工程，郑炳林教授精心培养团队成员，将最优秀的力量投入到这项挑战中。在《敦煌通史·两汉卷》的撰写过程中，郑炳林教授与博士研究生司豪强深入研究了甘肃简牍博物馆收藏的大量敦煌汉简，特别是悬泉置汉简，从中发掘出大量关于西汉敦煌历史的细节，涵盖行政、军事、文化交流、交通、民生以及私人通信等内容。

统筹协调，七卷本巨著终成

《敦煌简史》是《敦煌通史》的浓缩精华，字数达65万，已加印两次。作为团队核心成员之一，副所长魏迎春教授表示，编撰通史不仅在于篇幅，更在于系统性的统筹协调。她强调，“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是编撰《敦煌通史》的基本原则，分卷的设立依据史料的研究价值而非仅仅是朝代划分。

在团队初创时，郑炳林教授与魏迎春教授仔细考量每位成员的研究方向，合理分配撰写任务，确保了各卷主题的明确和撰写者的适宜。他们遵循传统史学体例，突出重要事件，并努力平衡各卷之间的篇幅。历时17年，七卷本《敦煌通史》终于面世。郑炳林教授表示，在此过程中，团队在工作调度、方向确定、作者风格尊重、以及与出版社的沟通协调方面都积累了宝贵经验。

《敦煌通史》出版后，郑炳林教授团队又受邀编撰《凉州通史》，并于两年多后成功出版了十卷本的《凉州通史》。

青年学者，填补研究空白

敦煌学研究所讲师陈继宏在研究《敦煌通史·吐蕃卷》时，通过对古代农作物加工费变化的细节分析，揭示了古代生产工具效率的提升。她遵循郑炳林教授的指导，以古人的视角审视日常生活，深入挖掘记账文书、购买契约等文献资料，力求展现历史的真实面貌。陈继宏在郑炳林教授的鼓励下学习藏文，为填补敦煌历史研究的空白做出了贡献。

副教授陈光文负责《敦煌通史·西夏元明清卷》，该卷时间跨度最长，基础资料最为薄弱。他克服了西夏文资料的阅读障碍，通过重新释读敦煌莫高窟第297窟的一则西夏文题记，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丰富了《敦煌通史》的内容。郑炳林教授鼓励陈光文在研究中勇于创新，并要求他保持持续的研究状态。

目前，郑炳林教授及其团队仍在继续钻研，正着手打磨“汉唐敦煌史”书稿，并计划推出《敦煌西汉史事编年》等新成果。

记者手记

“精之于细”与“合之于纲”是《敦煌通史》编撰过程中体现出的重要方法论。研究者们既要深入细节，考证墙壁题记等微小之处，又要将这些细节融会贯通，形成宏观的历史脉络。郑炳林教授在团队中确立研究方向，同时充分尊重成员的个性和创新性，将个体智慧汇聚于共同的学术目标，最终成就了这部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的《敦煌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