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至时节与端午假期相遇，节气与节日交织，带来别样的清雅韵味。

夏至时阳气最盛，万物欣欣向荣；端午则有扶助阳气、沐浴兰汤的习俗。两者相近，自古以来就被视为天地交泰、阴阳转化的关键时刻。民间有食粽、插艾、佩香囊、系五彩缕等习俗，既体现了顺应时节养生的智慧，也寄托了祛病防疫、祈求吉祥的愿望。此时日光最烈，草木最香，人心也最显温情。

今日，本版特邀专家学者，与读者一同在悠长的日光下，品味千年节俗的深邃与馨香——通过展阅红色家书，体会信仰的真挚；通过诵读《离骚》，感受屈原广阔的胸襟；通过观看今人亲手缝制的香包，领悟手作的郑重与温度；通过将艾草扎成花束，展现传统向现代的轻盈转变；通过阅览《端阳故事图册》中的旧时风俗，体悟风俗的本真，让端午的清芬继续滋养今人的精神世界。

——编者

翰墨中的家国情怀

孟庆星

龙舟竞渡，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千百年来，端午佳节不仅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沉淀着穿越古今的精神力量，其中家国情怀尤为浓厚。

97年前的端午，21岁的陈景星告别母亲，从辽宁前往南京金陵大学求学。在校期间，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一年后，革命形势严峻，时任南京市行动委员会委员的陈景星，主动放弃暑期返乡机会，留在南京领导革命活动。这年端午刚过，或许预感到前路的艰险与牺牲的可能，陈景星给远在千里之外的母亲写了一封肺腑之言的长信。

“母亲，您为我操劳了许多，吃了很多苦……然而慈母爱子的深情，我该如何回报呢？不过母亲，我敢说，您的儿子在外，处处都在做人，不敢有丝毫懈怠。我常想，如果我读了很多书，却不能为社会上被压迫的人们谋取幸福，那我怎能对得起母亲呢？又怎能对得起母亲对我的疼爱一场呢？！”泛黄的信纸上，端庄秀雅的笔迹整齐排列，字字句句饱含游子对母亲的深切思念，更彰显了青年志士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这封信寄出两个月后，陈景星壮烈牺牲。笔画之间皆是心境，一撇一捺尽显风骨。今日重读这位雨花英烈最后的家书，笔墨间，孝亲之情与爱国之志交融，使深沉的家国情怀历久弥新。

在烽火岁月中，端午节提笔寄情的感人故事不断上演。1948年6月10日，即江竹筠（江姐）被捕前四天，身在重庆万县的她写下一封家书。信中写道：“近来你们还好吗？明天就是端午了，‘每逢佳节倍思亲’，今天我怀着思念亲人的心情特写这封信，并遥祝你们的快乐与健康。”朴实无华的字句，饱含着对亲友家人的牵挂；舒展流畅的笔迹，勾勒出她历经风雨却意志坚定的形象。薄薄一纸家书，既充满温情，更折射出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的坚定，让“小我”与“大义”相得益彰。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胜利的曙光逐渐照亮中国大地。1949年端午节之夜，身处历史转折点的渡江战役西集团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政治部秘书袁志超，给远在山东临沂老家的弟弟写了一封长达6000多字的家书（局部见图，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供图），详细叙述了自己渡江前后的见闻与感想。他在信的结尾写道：“今天是端午节，你们在家一定很热闹吧！我现在又兼任指导员的工作，所以更忙了。新中国即将诞生，希望你继续努力学习文化，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即使在家帮忙种田，也不要忘记读书。”这封珍贵的“渡江来信”，通篇未提及个人离愁，字里行间尽显革命志士的英勇担当和对国家的美好期望，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朴实本色。

一封封在端午节写就、寄出的红色家书，一方面表达了对“家”的深切眷恋，另一方面又将这份情感升华，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书法界有“书品即人品”之说，通过这些信件文字，不难想象书写者的精神境界和高尚品格。这份心怀家国、情系万民的精神追求，实际上源自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文化血脉。

两千多年前，屈原怀抱石头投汨罗江，用最决绝的方式将“家国”二字烙印在端午的精神底色之中；这种家国情怀又浸润、流淌在浪漫炽热而浩荡的楚骚文脉之中。先秦时期的楚文化是整个长江流域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它兼具浪漫、瑰丽、神秘的地域特色，以及宏大深远的开放气度、一鸣惊人的创新意识、九死不悔的理想信念等文化特征。《离骚》等楚辞文学作品，不仅以独特的笔法将作者的内心世界与客观自然相连接，还表达了对家与国的思考，后世文人墨客极易与之产生共鸣。北宋苏轼曾在《楚颂帖》中写道：“屈原作《橘颂》，吾园若成，当作一亭，名之曰‘楚颂’。”尽管此帖真迹已失传，但苏轼对屈原的敬仰之情却因此广为流传。

宋代之后，以苏轼为榜样，一批书法家创造性地将楚辞的文学意境转化为书法艺术的点画笔墨世界，既丰富了书法艺术的人文内涵，也拓展了楚骚文脉、长江文明、中华文明的传播范围。如果说苏轼以行书构建的楚辞书法世界相对单一，那么到了元明时期，包含真、草、隶、篆、行等多种书体的楚辞经典篇章的主题性书法创作，则构成了一道独特的历史文化景观。吴叡的隶书《离骚》古雅稳健，董其昌的行书《离骚兰亭卷》潇洒俊逸，倪元璐的行书《楚辞句》郁勃苍劲……书法家们将各自的审美体验、人生阅历融入创作，以家国之思为线索，形成了多元的楚辞书法文化。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文徵明。他擅长书画，不仅根据《九歌》绘有《湘君湘夫人图》，还多次书写《离骚》《九章》等辞章，其87岁创作的蝇头小楷《离骚九歌卷》娟秀挺拔、风神独具，展现了炉火纯青的深厚功力和忠贞不渝的文人风骨。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从古代文人借楚辞抒发情怀，到近现代革命志士以家书寄托情感，笔墨间流淌的家国情怀一脉相承，萦绕在缕缕粽香中，回荡在竞渡的呐喊声里，深深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深处。

（作者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一枚香包，蕴藏千年风雅

江胜信

时值端午，遥思屈原。端午佩戴香包的习俗，也与《离骚》中的香草有关。许多人不禁好奇：屈原笔下“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中的芳香装饰，是否就是今日的香包？

追溯其形制，战国时期的楚地尚无用布帛缝制的香囊，屈原身上佩戴的不过是山野兰芷等香草连缀而成的饰物。然而，正是这缕草木清芬，将高洁自持、矢志不移的君子气节，融入了后世香包的精神内核。

也有人疑惑：“学术界公认，香包文化已有约三千年历史。在屈原之前，香包早已存在。”没错，将楚国视为“蛮荒之地”的中原地区，早已将香包纳入礼乐体系，当时称之为“容臭”。“臭”读作“xiù”，意为香气。儒家经典《礼记·内则》记载：“男女未冠笄者，鸡初鸣，咸盥漱，栉縰，拂髦总角，衿缨，皆佩容臭。”要求晚辈近身侍奉长辈时，必须佩戴容臭，以保持仪容的香洁，恪守恭敬的礼节。

香包文化源远流长，但最初止于器物和仪轨。直到屈原在江畔吟咏，以芳草比喻本心，以清芬彰显气节，香包才超越凡俗之物，获得了穿越千年的精神内涵。

汉魏时期，佩戴香囊的风气遍及朝野。丝绣技艺日益精湛，麻袋逐渐演变为锦囊。人世沉浮，相守不易，香包成为寄托情意的信物。东汉繁钦所作《定情诗》：“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诗中女子托付于肘后香包的情意，恰如屈原对腰间香草的寄托。

大唐盛世，四海升平，香包日渐精美。桃实、莲荷、瑞兽等多种造型应运而生，镂金、盘银、绣彩等技法繁复精巧。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市井百姓，人人都佩戴香包，宫苑街巷弥漫着芬芳。文人墨客也常将香囊融入诗歌，如白居易“拂胸轻粉絮，暖手小香囊”，以及元稹“微风暗度香囊转，胧月斜穿隔子明”。

两宋时期风雅，民俗完备，端午佩香成为岁时常俗。香包造型趋于简约，纹样多取兰芷、灵草，契合淡泊的志趣。每逢端午，孩童佩戴虎头香包，祈求驱邪健体；老人悬挂寿桃香包，祝福延年益寿；文人雅士则偏爱素雅的香包，不事雕琢，仅以香草砥砺心性，将屈原视为隔世知音。

至明清时期，绣艺达到顶峰，苏绣、湘绣、蜀绣、粤绣各具特色。匠人们以针为笔，以线为墨，以布为纸，将山河万象、花鸟千姿、人间百态绣于方寸锦囊。端午时节制作和赠送香包，成为一时风尚。各地香包流派纷呈，但其守善、重情、高洁的内核始终未变。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东渐，西洋饰品进入大众生活，手工香包一度沉寂，古法技艺渐趋式微。然而，深植于民俗文脉中的智慧与深情从未消散。如今，随着国风复兴和非遗的重光，当代匠人承古开新，传承的是以香草明志、以清品立身的屈子情怀，开创的是造型、纹样、香方、功用的新意，让千年香包蜕变为以传统匠心为根基、中医智慧为内核、国潮审美为外衣、现代生活为场景、人文情感为灵魂的全新文化载体。

有人借鉴陕北剪纸的朴拙趣味，融入江南合香的清醇，推出了造型质朴的如意香包，寓意君子内敛修德；有人调配宋韵雅色，配以金丝银线，打造竹节龙舟香包，呼应端午竞渡的习俗，寄予节节高升的美好愿望；有人改良传统的虎头香包，将猛虎化身为守护神，悬于门楣或用作车载；有人根据《本草纲目》调制安神、驱蚊、净味、祛湿的香方，将香包扩展为香枕；有人邀请《楚辞》中的香草入囊，让每一缕幽香都成为传递屈子风骨的使者……

我偶尔在高校和社区讲授女红技艺，带领大家共同制作香包。捻针引线、裁布填香的过程，如同一次静心养性的良方。与流水线生产的冰冷划一不同，亲手缝制的香囊，错落的针脚饱含温度，浓淡的芳泽尽诉真情。

己亥年，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先生九五寿辰之际，我曾为其创作莲蓬香包挂坠（见图），缀以莲花、明月、蜻蜓配饰，一取先生“独陪明月看荷花”的诗境，一合古诗“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画意，既象征书生报国的赤诚、师者润物的厚德，也寓意百折不挠的生机。香包内填充荷叶、薄荷、薰衣草，清逸淡然，与诗词的清雅之气相融。先生非常喜爱此香包，将其作为书房门挂。当年教师节，南开大学迦陵学舍举办先生归国执教40周年雅集，我与中华诗词学会诗教委员会的众位女红爱好者缝制了数百串莲蓬香包挂坠，分赠宾友。香包仿佛一件盟誓信物，邀请你我一同走上诗教之路。

小小的香包，既源自三千年前，也走向三千年后，将在你我掌心，留驻永恒的一刻。

（作者为文汇报高级记者）

风物之趣 情义之长（读画）

孙石磊

古往今来，吟咏端午的诗书画作不计其数，清代宫廷画家徐扬的《端阳故事图册》，是其中尤具生活情趣的一套岁时小品。这套八开册页分别以射粉团、赐枭羹、采药草、养鸲鹆、悬艾人、系彩丝、裹角黍、观竞渡为主题，如同八首清丽的小令，在绢素上依次展开，彼此呼应，构成一幅完整的节令画卷，展卷如同翻阅一部岁时笔记。

画中所描绘的时令、物候与游戏之趣，首先吸引观者。第一开《射粉团》（局部见图）描绘宫娥引弓欲射盘中粉团的情景，游戏中的雀跃与期待跃然绢上。端午“射粉团”的习俗自唐代已有。《开元天宝遗事》记载：“盖粉团滑腻而难射也。”《赐枭羹》描绘的是将猫头鹰做成羹汤赏赐给百官的习俗，暗含驱逐恶人、奸臣之意。《采药草》展现人们上山采撷百草的景象，古人认为端午这一天草木的药力最为强盛。《养鸲鹆》描绘的是饲养八哥并教其学舌的旧俗。《悬艾人》中，门楣上用艾草扎成的艾人，充满质朴的趣味。宫廷的雅致与山野的质朴，在这套册页中并行不悖。

笔锋一转，便落到端午节最动人的伦常之情。《系彩丝》中，晚辈俯身为长辈系上青、赤、黄、白、黑五色丝线，象征五行，称为“长命缕”。此俗由来已久，汉代已有记载，人们相信它能驱除瘟病、辟邪止恶。《裹角黍》则是一幅生动的家庭劳作图，母亲与幼童一同洗粽叶、调配食材，这种寓教于乐的生活情趣，被画家不动声色地收拢于笔端。至《观竞渡》，岸边观者引颈远眺，水中龙舟奋力向前，展现了临水观舟的盛况，也是中国人传承千年的集体记忆。

通观这八开册页，更能体现徐扬在构思一组画作时的匠心。在取景上，他以平和的视角描绘了宫苑、山野、水滨、庭院，场景各异，气息却贯通，观者翻阅时，仿佛在深宫与乡野之间往来游走。在笔法上，人物多以简劲之笔勾勒，不繁复、不雕饰，造型秀逸生动。设色上，清淡雅致，朱栏、绿树点缀其间，明丽而不浓艳，展现了当时宫廷绘画工整清丽的审美。这八开册页，每页不过20厘米见方，却处处体现“方寸之间有天地”的功力——一树一墙、一情一景，皆经过精心取舍，绝无冗余之笔。

尤为值得玩味的是，画中融合了院体画的风格与文人趣味。徐扬原籍苏州，出身市井，后供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