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安宁，而我能成为一名优秀医生。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喜欢刨根问底，探究事物的缘由。

小时候，看到五彩缤纷的花朵，我总会好奇它们为何拥有如此斑斓的色彩，这个问题曾让我思索良久。阅读、提问、思考，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过程，我坚信凡事都应追问其所以然，绝不放过任何疑点。

我的祖父王西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在他离世时，我的父亲年仅10岁。在祖母的抚养下，父亲和叔叔得以长大成人，随后祖母也照料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孙辈。我出生于1924年，家在当时上海法租界的高安路。我的早期教育是在教会学校接受的法式教育，小学就读于萨坡赛小学，之后进入震旦大学附属中学，并最终在震旦大学医学院深造。我的职业生涯则是在广慈医院开始的。

我的家庭秉承了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例如，我们兄弟五人的名字组合起来便是“仁义礼智信”，排行老二的我，名字是振义。祖父将他赚取的财富中相当一部分捐献出来，用于支持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的“万国董事会”，并资助上海医疗队前往支援武昌起义，参与战地救护工作。我的父母也乐于助人，他们认为过度奢侈的生活是一种浪费。如果发现我们有浪费的行为，他们会反问：“你们有没有想到那些无家可归、身处困境的人们？”

父亲毕生的心愿就是培养好家中的8个孩子，让他们都能接受高等教育，为国家效力。我的兄弟们大多选择了理工科，例如我的五弟王振信，被誉为“上海地铁之父”，为上海地铁的设计和建设做出了贡献。小时候，每周的家庭晚宴上，父亲都会检查我们8个孩子的学业，查看成绩单，表现优异者予以表扬，而成绩不佳者则会受到体罚。我是唯一一个从未被打过手板的孩子。

我自幼便对科学抱有浓厚兴趣。中学时期，我将主要精力放在学业上，同时也喜欢阅读一些课外书籍。

我的家、学校和医院，都集中在卢湾区那一小片区域。我从小学就开始学习法语。后来，日本侵略者到来，要求学校教授日语，但我们学校对此进行了抵制。那时，我每天都会阅读《申报》，并与父母一同讨论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残害，心中充满了愤怒。

父亲为人严肃且寡言，对子女管教严厉，生活简朴，这些都深刻影响了我的性格。中学时期，战乱频仍，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苦难。那时的我，可以说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离开法租界，通过日本侵略者的关卡时，需要接受检查和搜身。震旦附中有不少法国籍教师，他们多是天主教徒，为了在当时贫困的中国办教育，放弃了优越的生活，在我看来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与6位中学同学志趣相投，经常聚会，学习英语演讲，分享阅读心得和新知识，我们如同一个学习小组。我们都渴望提升自我，能够帮助他人，立志成为品德高尚、无私奉献的人。这6位同学对我而言意义非凡，以至于我的微信名字都取为“Seven John（7个约翰）”！虽然他们已不在人世，但他们的精神依旧“活”在我的微信上……

我与奶奶感情深厚，她因伤寒离世时，我还年幼，悲痛万分，不理解为何即便是名医也无法挽救她的生命，于是立志学医。父亲也希望家中能有孩子从事医学。我学习的是法语，因此选择相对便利的、采用法语教学的震旦大学。进入医学院后，我并非一开始就确定了未来的专业方向。后来，我主动选择了内科，自认为动手能力稍弱，但思维能力尚可。

医学院的学业十分繁重，但我深受老师们的喜爱。生理学和病理学老师在班里仅挑选了两名学生进行重点培养，我是其中之一。他们利用课余时间为我“开小灶”，病理学老师还专门带我去病理科学习如何判读病理切片。他本人也是医生，主动加班，一对一地教导我。最终，我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20岁时，我爱上了同学谢竞雄。巧合的是，她家和我家都住在高安路。我以女孩子独自回家不安全为由，每天送她上学，放学也等她一同回家，这份感情一直持续了一生。她是儿科医生，我一直称呼她为“谢医生”，她则称我为“王医生”。

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的腐败政治令人极度失望。我的三弟振礼被捕，我为此四处奔走。振礼是我家中兄弟中最聪颖的，他仅仅因为喜欢摄影，拍摄了一些学生运动的场景便遭此厄运。我的大哥振仁，在新中国成立前便是中共地下党员，我和我的全家，都是通过大哥初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的政策深得民心。就连我的母亲也担任了里弄干部，我至今记得她手持喇叭向居民发布安全提示的情景。

那时，革命刚刚胜利，万象更新，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互助精神。我记得1957年，一个法国天主教代表团访问中国，其中有人感叹：“天主教所追求的，现在你们中国已经实现了！”确实如此，上海从混乱中焕然一新，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我刚从震旦大学毕业，尽力攻克疑难杂症，同时积极参与社会公益，并担任了医院工会副主席。我曾是卢湾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后来还担任过上海市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

当然，我个人和国家一样，也经历过困难。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对自己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我曾一度以为，此生将无法再回到医生岗位，那我的生命还有何意义？我别无选择，我只会做医生，只想救治病人。事实上，即便让我一直在农村做一名赤脚医生，我也心甘情愿。

我大致计算了一下，一生中大约专注于四件事情。

首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前往浙江嘉兴为解放军治疗血吸虫病。当时，为了解放舟山群岛，战士们在太湖进行军事训练，包括游泳和驾舟，却不幸感染了湖中的血吸虫，严重影响了战斗力。我奉命前往为战士们诊治。幸运的是，治疗效果显著，我因此获得了三等功。

其次，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前往中朝边境，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医疗服务。当时，我们遇到了一种“怪病”，一大批战士出现咳血、头痛等症状，被诊断为肺结核伴有结核性脑膜炎，但药物治疗效果不佳。我仔细询问病情，许多战士提到他们经常在河汊、田垄中捕捞小鱼小虾，并在战事紧急时顾不上煮熟便匆忙吞食。我联想到《实用内科学》中的相关记载，并在显微镜下观察病人的血痰，最终确诊为肺吸虫病。原因是未煮熟的小龙虾体内含有大量肺吸虫。对症下药后，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部队领导对此非常高兴，授予我二等功。

第三件事，是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能够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这种疾病非常凶险，极易导致大出血，90%的患者在两周内死亡，是全球血液病医生最为棘手的白血病亚型。作为一名血液科医生，看到年轻的病人绝望地望着你，而你却无能为力，他们很快离世被抬走，这实在令人心痛。我长期以来致力于研究这种疾病，查阅最新的医学文献，四处寻找药物和治疗方法，经历了多次失败，最终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的有效性。谢医生退休后在儿童医院担任顾问，她看到一个濒危的小患者，便告诉我：“你不是一直在研究这个药吗？能不能救救这个孩子？”我回答说，我已进行过研究，动物实验效果良好，毒副作用也较小。在与患儿家长沟通后，我们使用了该药物，孩子得以康复。更重要的是，这种药物价格并不昂贵，使用也十分简便，只需口服即可，能够将“坏细胞”转化为“好细胞”，使95%的患者症状得到缓解。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联合了三氧化二砷，形成了治疗这种白血病的“上海方案”，并成为国际医学界的标准疗法。我因此获得了国际肿瘤学界的最高荣誉——凯特林奖，获奖评语称我是“人类癌症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得成功的第一人”。当年发表的相关论文，更是全球百年来被引证率最高、最具影响力的86篇论文之一。然而，这并非我个人的功劳，而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我没有申请专利，一方面是为了让全球的病人都能够负担得起，另一方面是希望病人们能尽快用上这种救命药。当时，一盒药的价格不到10元，总共花费不到100元即可治愈该病。

第四件事，是进行“开卷考试”，我充当年轻医生的“拐杖”。80岁时，我已不再身处临床一线。但我要求血液科每周提交一个真实的疑难病例，对我进行一次“考试”。由年轻医生出题，我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反复斟酌，每周四到科室进行讨论。在两天时间内，我能从近1万篇文献中筛选出100篇相关论文，再从中选取二三十篇制作成幻灯片，与大家分享。这样的“考试”持续了20多年。年轻医生在临床科研工作上非常繁忙，我替他们广泛阅读文献资料，精选后提供给他们，以便应用于临床，这便是我这根老“拐杖”的作用。记录“开卷考试”内容的《瑞金医院血液科疑难病例讨论集》，已出版了三册。

“开卷考试”有三大益处：第一，解决病人的问题，至少能取得一定的进展；第二，教导年轻医生如何查找文献并分析问题；第三，不断学习和吸收最新信息，保持大脑的活力。因此，“开卷考试”对我而言是一大乐趣。

我非常感谢改革开放，它为我们提供了发现新事物的机会。思想的解放和条件的成熟，才促成了后来一系列重要的科研成果。

我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其中有三位成为了院士。但这并非我个人的功劳，而是国家和社会培养的结果。陈竺本身非常优秀，每次考试都名列第一；陈赛娟是第二名；陈国强担任了海南医科大学校长，并走在了改革的前列。是时代赋予了他们机遇。

我们每个人的学术生涯都如同抛物线。当一个人处于科研的巅峰时期，接下来可能会面临下滑。因此，当处于抛物线的顶点时，就应该适时退居二线，将机会让给更优秀的下一代。如此一来，这条抛物线的顶点就能持续向上，而不是向下，这更有利于整个事业的发展。当年，我迅速将血研所所长的职位交给了陈竺，因为他能够做得比我更好。

我在上海生活了百年有余，但没有自己的住房，目前居住的房屋是瑞金医院为我租住的，将来需要归还。

我今年102岁了，似乎上天将我遗忘了，但国家依然记得我这位普通医生。2024年，我被授予了重要的“共和国勋章”。唉，我最怀念的人是谢医生。在我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前，她就已离世，那是2010年。她未能亲眼见证，只是与我一同承受了许多艰辛。

有媒体称我为“中国药神”，这并非事实，哪里有什么神？况且，“上海方案”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只是白血病中的一种类型，还有更多的不治之症，这让我深感焦虑！只能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去寻找解决的办法……